扒竊案例及刑罰: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劉彥俊 [2026] HKCFI 1429

mcalai
6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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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案件背景與時間線

控罪：盜竊（《盜竊罪條例》(Cap.210) 第9條）。
案發：2025-04-12 凌晨約 3:30 至清晨約 5:00 左右。
地點/情境：N269 巴士上層；13歲女童在打盹；肩袋未拉拉鏈。
被盜財物：銀包（$300、身份證、學生證）+ iPhone 14 Pro；總值約 $6,700。
截停與拘捕：司機透過閉路電視目擊，以廣播制止；下層截停後報警；約 06:00 拘捕。
警誡口供：上訴人承認「一時貪心」趁事主睡覺偷袋內物。
原審（裁判官）：上訴人認罪；判監 12個月（裁判官以 18個月為起點，再給 1/3 認罪扣減）。
上訴：不服刑期太長；上訴人另於 2025-12-10 補充陳詞。
高院聆訊：2026-02-27
高院判決：2026-03-10；上訴得直；改判 8個月（法官以 12個月為起點，再給 1/3 認罪扣減）。

2. 爭議焦點

上訴本質是「判刑上訴」，爭點集中在：

裁判官是否錯誤定性/加重：把本案視為「處心積慮、有完整計劃」的扒竊式盜竊，並以較高起點量刑是否合理。
裁判官是否誤用案例：把 Dang Van Tuan 當成把「扒竊一般起點」提升至 30 個月的最新指引。
量刑步驟是否清晰與正確：有否把前科/案情/加刑因素混在一起，未清楚交代如何得出起點。
程序公允：若裁判官依賴某些「推論性不利因素」（如上訴人住址、職業、乘車方向不合理）去推斷預謀，是否應在求情階段先提示辯方作回應。

3. 高院的審理框架：裁判法院上訴屬「重審」

判案書引述終審法院 HKSAR v Hui Lai Ki (2024)：裁判法院上訴以重審方式進行——高院可在原有證據上自行評估，若得出不同觀點，即可推翻裁判官裁斷（包括判刑）。這點重要：高院不是只看「是否明顯過重」那麼簡單，而是會重新衡量案情、求情、案例與量刑起點。

4. 高院指出裁判官的主要錯誤（為何上訴得直）

A. 可能誤解 Dang Van Tuan（把個案起點當一般指引）

裁判官引用 Dang Van Tuan 並說「一般而言扒竊起刑點為 30 個月」。
高院明確指出：Dang 並無更改 Ngo Van Huy 訂下的扒竊量刑指引；Dang 只是說在其案情下 30 個月起點合適，不等同把一般起點改為30個月。
裁判官又說自己「寬大地」把本案起點定為 18 個月，令高院合理懷疑：裁判官是以「30個月一般起點」作背景再下調——這屬理解指引可能出錯。

意義：量刑指引（guideline）與個案起點（starting point）必須區分；不能把個別案情下的高起點誤當成「全類案件」的新基準。

B. 「有預謀/處心積慮」的推斷缺乏證據基礎，且做法對被告不公

裁判官以住址、職業、乘車方向不合理去推斷「無合理原因在該巴士上」→ 似乎進一步推到「有預謀上車犯案」。高院不同意，理由包括：

上訴人與事主在不同站、不同時間上車，不是尾隨上車以便犯案。
單靠住址與職業，難以斷言「必然沒有合理原因」乘搭該路線。
更關鍵：若裁判官要用這些因素作出會影響起點的「不利裁斷」，理應在求情階段提示辯方讓其回應；裁判官沒有這樣做，對上訴人不公。

另就「四處張望、換位、伸手偷取」等行為，高院指出：這些行為在很多扒竊案都常見（觀察→接近→下手），不必然等同「處心積慮、有完整計劃」的較嚴重層級；本案更吻合「一時貪心」的性質。

C. 量刑說理不清：起點、加減刑因素、前科的角色混雜

高院批評裁判官未清楚交代：

18個月起點是純粹按案情，還是已把前科當加刑因素而提高；
正確做法應是：先定起點（按案情）→ 再按加刑/減刑因素調整 → 再作認罪扣減。

裁判官未清晰展示這個步驟，令上訴庭難以覆核其推理。

5. 高院如何重新量刑（重審後的「新起點」與扣減）

(1) 前科：有，但太久遠，不作加刑

上訴人有兩項同類盜竊定罪（2007、2008）。高院認為距今已十多年前，不視為加刑因素（但並非說前科「不存在」，而是權衡後不加重）。

(2) 起點：12個月監禁

高院在「純看本案手法與案情」下，認為合適起點是 12個月。

(3) 智能電話因素：理論上可加重，但為免不公而不加

高院特別提到上訴庭曾就「偷智能電話」的扒竊案採納較高起點（例如 15 個月），理由是：

電話貴重、易轉售、移除SIM後難追蹤；
內有大量個人資料；
現今亦牽涉電子支付等，失去電話可引致更大不便/損失。

但高院指出：裁判官原審沒有考慮此點，若上訴庭在被告單方上訴時反而用新理由上調起點，可能造成不公，所以不在本案上調。

(4) 認罪扣減：1/3 → 12個月 × 2/3 = 8個月

除認罪外，沒有其他可進一步減刑的求情因素。因此：8個月即時監禁，上訴得直。

6. 本案的法律與實務重點

指引不等於「一般起點」可以隨引用個案而改寫：
Dang Van Tuan 不是把扒竊一般起點改為 30 個月；仍須回到 Ngo Van Huy 的指引框架，按個案加減。
「預謀/處心積慮」需要有證據基礎：
不能把常見扒竊動作（觀察、換位、靠近）一概推到更嚴重的「完整計劃」層級。
程序公允（fairness）在判刑同樣重要：
若法庭擬依賴某些推論性不利事實（例如「你不可能有合理理由在那巴士」）去加重，應讓辯方有機會回應。
量刑理由要清晰分段：
起點（按案情）→ 加刑/減刑調整（含前科如何影響）→ 認罪扣減。寫不清楚，容易被推翻。
智能電話作為被盜物的加刑邏輯已被確認（資料/支付/不便的綜合影響），但在被告上訴中是否採用，也受「原審是否已處理、會否不公」等因素制約。

2026年3月

賴文俊博士及管逸亨先生